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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習指出：“故宮博物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，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識。保護好故宮，發(fā)揮好故宮的作用，是國家的一件大事，是故宮人的光榮使命。新起點上，故宮博物院要發(fā)揚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堅持文物屬于人民、服務人民，加強文物保護修復，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，讓故宮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，變成全球讀懂中華文明、讀懂中華民族的重要窗口?！?

  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展廳正在展出“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”?？谷諔?zhàn)爭期間，故宮博物院組織院藏文物南遷以躲避戰(zhàn)火，無數人接力守護，使之得以基本完整保存。故宮文物南遷，創(chuàng)造了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中頂級規(guī)模、范圍最廣、歷時最長、影響最深遠的保護文化遺產的歷史奇跡。

  故宮博物院珍寶館，觀眾在精巧無比的工藝美術品前不時發(fā)出贊嘆之聲。相形之下，石鼓館則要安靜許多，這里陳列著十面花崗巖質石鼓，仔細看石鼓上有文字，可是對于游客而言，不啻天書。這十面石鼓，真正擔當得起“國寶”之譽，其上的文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組石刻文字，記錄了戰(zhàn)國晚期秦國國君游獵之事，它于唐初時發(fā)現于今陜西寶雞石鼓山，大文豪韓愈為之作《石鼓歌》，對石鼓文書法推崇備至，使其名聲大噪。

  難以預料，如果石鼓默默無聞，是否會經歷此后一系列變故。唐代，十面石鼓中的“乍原”鼓曾丟失，到北宋才尋得，然而已被當成農家舂米的石臼使用，損壞嚴重。北宋晚期，喜好書畫的宋徽宗下令將石鼓遷至汴京保存，并以泥金填字。不久，金兵南下，攻取汴京，石鼓在北上途中被棄之于荒野，但泥金卻被挖走。元代，在國子監(jiān)長期任職的虞集，在淤泥草萊間重新發(fā)現了石鼓，洗刷后遷至北京國子監(jiān)存放，元明清三代石鼓均安放于此。

  享受了六百余年的安穩(wěn)，由于日寇的入侵，石鼓不得不再度踏上遷徙之路。這一次，與它共同“流浪”的文物近百萬件。

  故宮博物院神武門展廳中，“故宮文物南遷紀念展”正在展出，對于許多觀眾來說，這是他們第一次知道故宮文物曾在抗戰(zhàn)時期南遷、西行。日本侵略者對于中國文物早有覬覦之心，在甲午戰(zhàn)爭時，日本就制定了《戰(zhàn)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》，有組織有系統(tǒng)地掠奪中國文物?？谷諔?zhàn)爭時期，日本侵略者更加肆無忌憚地掠奪與毀壞中國文物，1946年的一項統(tǒng)計指出戰(zhàn)時中國被劫毀的公私文物超過360萬件。日本侵略者意圖斬斷歷史悠遠長久的中華文脈，摧毀中國人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，其心可誅，而其妄圖必敗。

  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(fā)，東北淪陷，日本侵略者向華北進逼。1933年元月，日寇入侵山海關，平津震動，為保護文物安全，故宮博物院作出文物南遷的決議。消息一出，輿論沸騰，對于許多人而言，將故宮文物撤出北平在感情上難以接受。

  但故宮博物院堅持文物南遷，日寇一旦入侵北平，故宮文物就非常有可能遭到毀滅。展覽中引用了1932年8月8日一位叫多奇云的石門（即今石家莊）市民寫給故宮博物院的信。信的開頭，他提到沈陽故宮文溯閣所藏《四庫全書》當時落入日本人之手（此書最終留存甘肅），他悲痛寫道：“遼東變起，沈陽四庫全失。申滬烽煙，南地圖書盡喪。千年古物，毀于須臾，凡屬國人疇不痛惜？”有鑒于此，他建議故宮博物院要對所藏文物盡早打算、安排遷避：“夫故宮博物院、古物陳列所所藏古物，咸為稀世之珍。為本國之文化計，為世界文化計，均宜早為之所，妥為保存，縱不能一舉遷避，亦宜先后施行?！边@封來自普通市民的信，言辭急切，見解深刻，折射出中國人守護文物、傳承文脈的殷殷之情。正是有許許多多這樣普通中國人的支持，南遷文物得以在戰(zhàn)火紛飛、槍林彈雨中保存下來。

  1933年2月7日至5月23日，故宮文物分五批南運上海，總計13427箱又64包。展覽展出了一件裝載南遷文物的大木箱，1933年4月18日，這只大木箱中裝著284件戲衣和二衣，啟程運往上海。展出的老照片上，許許多多這樣的大木箱集中于太和門廣場，這樣的場面既壯觀又悲愴，就像尚在襁褓中的嬰兒，將要告別故土，踏上生死難料的旅程。

  從第二批起，古物陳列所、頤和園、國子監(jiān)等處的文物也隨故宮文物南運上海，石鼓亦在其中。

  故宮文物南運上海的路線大致是，從北平出發(fā)，經平漢鐵路到鄭州，這里是重要的鐵路樞紐，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在此交匯，文物經隴海鐵路到徐州，再經津浦鐵路南下到達南京浦口，在此裝船運至上海。

  故宮文物在上海存放了三年時間。其間，故宮博物院決定在南京設立分院，并緊急營建文物保存庫。1936年9月，文物保存庫落成，存放上海的故宮文物分批遷到南京，保存于此。然而，不久它們就被迫再度轉移，這一次是西行。

  1937年，日本侵略者發(fā)動“七七事變”，中國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(zhàn)階段。緊接著，淞滬會戰(zhàn)打響，上海淪陷，南京危殆。故宮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區(qū)疏散：南路文物80箱溯長江而上到漢口，轉漢粵鐵路到長沙，再經湘桂公路到桂林，之后輾轉于貴陽、安順，落腳于巴縣（今重慶巴南區(qū)）；中路文物9331箱也是先到漢口，中經宜昌轉運重慶，又經宜賓轉運樂山，秘藏于樂山安谷的一寺六祠；石鼓在內的北路文物7287箱先由津浦鐵路至徐州，再經隴海鐵路到寶雞，這里是石鼓出土的地方，千年之后，再度回鄉(xiāng)，卻是以這樣倉皇的姿態(tài)，之后文物再由蜀道入川，先后存放于成都、峨眉（當時為縣，今為峨眉山市）。然而，由于戰(zhàn)事吃緊，仍有2954箱文物來不及運走，留在了南京。

  展覽中有一幅馬衡先生寫的對聯“護持故宮庶物，來作峨眉寓公”。馬衡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，卓有成就的金石學家、考古學家，對石鼓文有精深研究，北平解放后，他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，后又專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將自己收藏的大量文物捐贈給故宮博物院。

  這幅寫于1944年的對聯在邊跋中提到，包括石鼓在內的7287箱文物于1939年夏由成都運到峨眉保存，馬衡集石鼓文為聯紀念此事。這批文物原存放在峨眉縣城外的大佛寺和武廟，但日軍對樂山城進行轟炸，考慮到大佛寺庫房有可能會被襲，不得不再遷至他處保存。

  抗戰(zhàn)期間，故宮博物院的第一個任務是保護文物安全，為此工作人員辛勞其事，不以奔波為累，而大后方的民眾為了國寶的安全，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，他們騰出祠堂、廟宇、山洞讓國寶有了臨時的家，協(xié)助修建庫房、運輸文物、看護文物，他們守護的不僅是文物，也是希望。

  在峨眉，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那志良負責存放當地文物的安全，他朝夕與石鼓相處。展覽中有一封1942年故宮博物院同仁勵乃驥寫給他的信，原來那志良的父親在北平去世，戰(zhàn)火紛飛的年月，通信不暢，那志良是在父親去世之后才得到噩耗，未能見到最后一面。勵乃驥在信中說：“吾兄誼篤天親，孝行夙著，加之廢遠日長，久違定省，風木含悲抱痛，知不可解。然亦宜少自節(jié)哀，所謂毀不滅性也”，接著寬慰他，在抗戰(zhàn)時期“能含苦茹辛，謹守崗位，便是功在國家。他日北定中原，陳言家祭，告慰靈前，亦人子顯揚繼善之道”。

  “北定中原”的一天終于來到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(zhàn)，中國人民勝利了。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。山河重光，國寶復歸。

  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，存巴縣、樂山、峨眉三路故宮文物先集中于重慶，1947年5月至12月，文物再分水陸兩路運至南京，存放在朝天宮庫房。石鼓由于太重，“裝船不便”，所以改走公路，途中經歷兩次翻車，好在文物并未受損，行至九江時道路中斷，只好乘船，一路顛沛，終于到了南京。

  此時，解放戰(zhàn)爭已經打響。1948年12月起，2972箱文物分三批遷至臺灣。1949年1月16日，北平即將解放之際，同志在為起草的《關于積極準備攻城部署給平津前線總前委等負責人的電報》中，要求“一定要做出精密計劃，力求避免破壞故宮、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跡”，故宮等重要古跡賴此得以存下來，千年古都的文化淵源賴此得以保存下來。

  展覽中展出了1949年4月26日，中央宣傳部致華東局、第三野戰(zhàn)軍政治部的電令，電文說：“南京水西門朝天宮有故宮博物院倉庫，內存故宮精選古物一萬余箱，望特別關照保護。其負責人為歐陽道達科長，即住朝天宮內，請與聯絡，命其繼續(xù)負責看管，不得損失，處理情形盼告?！痹谌嗣褴婈牭氖刈o下，留存南京的故宮文物安然無恙。

  新中國成立后，留存在南京的故宮文物陸續(xù)北返。第一批文物于1950年1月26日到達北京，歐陽道達是押運人之一。石鼓是第一批北返的文物，經國家文物部門批準，石鼓劃撥給故宮博物院，從此它就在故宮安家了。至1958年，故宮文物北運工作結束，仍有部分文物留存在南京，成為今天南京博物院的重要收藏。

  通過文字介紹，我們得以知道展覽中呈現的文物在抗戰(zhàn)時期經歷的漂泊與動蕩：這件戰(zhàn)國時代的繩紋壺，原存頤和園，抗戰(zhàn)時期隨故宮文物南遷，曾存于樂山安谷；這件清朝乾隆時代的松石綠地礬紅彩云蝠紋葫蘆瓶，顏色喜慶，紋飾也充滿吉祥寓意，葫蘆與“福祿”諧音，遍布瓶身的蝙蝠，正是對“洪福齊天”的祝福，原存故宮寧壽宮，抗戰(zhàn)時期曾落腳于峨眉；這一件綠釉鵝式托盤，形象逼真，做工精致，乃是西式茶餐桌上放水果的盤子，原藏故宮英華殿，抗戰(zhàn)時期曾隱身于峨眉；這對乾隆時代的紫檀木邊框嵌琺瑯掛屏，富貴典雅，銅鎏金的屏面上用掐絲琺瑯繪出高士觀瀑、牧童吹笛，原存故宮慈寧宮，抗戰(zhàn)時期曾遷存上海、南京；這幅清代畫家惲壽平繪制的《富春山圖軸》，向元代畫家黃公望的杰作《富春山居圖》致敬，原存故宮鐘粹宮，抗戰(zhàn)時期曾領略過樂山安谷的山山水水

  展覽的最后，是一組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塑像，其中有本文介紹過的馬衡、勵乃驥、那志良、歐陽道達等人。這組塑像的名字是“功侔魯壁”。史載，秦始皇焚書時，孔子后人孔鮒將《論語》等儒家經典藏在孔子故宅的墻壁內，使之免于被毀。西漢初，魯恭王劉余擴建宮室，拆除孔子故宅時，發(fā)現了這批被藏的書籍，由于使用的并非當時通行的隸書，而是更古老的文字，被稱為“魯壁古文”，由此“古文經學”大興。

  古人常用“魯壁之功”來稱贊保護文物的功勞。典守文物、傳承文獻、賡續(xù)文脈是具有深邃歷史感的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(tǒng)，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接力，造就中華文明的歷久彌新、生生不息。